1934年初夏，福建建宁。 三个团的国民党军，把一支红军分队死死围在大樟岭山坳里。 包围圈越收越紧，指挥部里多数人已经认定——只能守。命令草稿写好了，就差盖章。朱德不放心，派人去把一个人请来。这个人当时没有任何军事指挥权，只是个挂名的地方政府主席。 他来了，看了地图，说了两个字：守不得。 被剥夺的人 要搞清楚毛泽东为什么会在1934年以"局外人"身份出现在建宁前线的指挥部，得先往前倒两年。 1932年，宁都。 那一年秋天，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表面上是讨论军事路线，骨子里是一场权力交接。彼时王明的"左"倾路线已经控制了党的核心，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军事主张积累了相当多的不满——说他"游击习气太重"，说他不服从命令，说他在军事上搞"独断专行"。 在“左”倾错误主导下，会议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调回后方主持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作。 这个结果，在当时的中央苏区不算秘密。很多人看着，心里各有想法，嘴上没人多说。毛泽东的反应呢？他收拾了东西，去了长汀福音医院，说是养病。 那段时间，他确实病了，也确实一直在思考。 10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由周恩来兼任。 到了1933年，局势进一步变化。 博古成了中共临时中央的总负责人。这个年仅24岁的年轻人，理论上懂，实操上差，但他信任从苏联来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这个德国人，真名叫奥托·布劳恩，1928年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1933年秋进入中央苏区。李德参加过欧洲的街垒战，但他对中国山地游击战的理解，基本等于零。 博古不懂军事，把指挥权交给了李德。李德不懂中国，把教条当战略。 两个人加在一起，主导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整个军事路线。 而毛泽东，被安排去做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这个职位听起来挺大，实际上管的是地方事务，与前线作战没有半点关系。换句话说，他被彻底推到了军事决策圈的外面。 毛泽东那时候的处境，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他虽然身在后方，但始终盯着前线的每一份战报。他的意见，要么没人听，要么直接被否定。毛泽东坚持“诱敌深入”、运动歼敌的作战方针，却遭到临时中央的批判，被指责为“右倾”。李德来到苏区掌握军事指挥权后，继续推行单纯防御的阵地战路线，拒绝采纳毛泽东运动歼敌的建议。 一个曾经主导了前四次反"围剿"全部胜利的人，就这样被晾在了一边。 错误在累积，战局在崩溃 1933年9月，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 五十万大军，压向中央苏区。 这一次，蒋介石吸足了前四次失败的教训，换了打法。不再"长驱直入"，不再"分进合击"，改成了最笨但也最稳的一招——修碉堡，建堡垒，步步为营，一寸一寸地往里推。 蒋介石请了德国顾问，组织军官训练团，搞"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同时搞经济封锁，切断苏区的物资来源。他就是要把红军耗死在根据地里，不给任何机动的空间。 面对这种打法，正确的应对方式是什么？ 毛泽东在被剥夺指挥权之前，已经给出了答案：放弃阵地，诱敌深入，在运动中寻找歼敌时机。拿不住固定阵地没关系，关键是保存实力、打运动战，让敌人的堡垒线变成一条扑空的绳子。 但李德不这么想。 李德的逻辑是："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能让敌人踏入苏区一寸土地，要正面硬抗，要阵地战，要"短促突击"。他在地图上标阵地、画防线，像在欧洲战场上指挥堑壕战一样指挥中国山地里的红军。 结果一目了然。 红军一线部队拼死守阵地，打了硬仗，流了血，但阵地守不住。撤退，丢一块。再守，再撤，再丢一块。战斗力在一场场被动挨打中消耗，根据地的面积在一天天缩小。 1934年4月，广昌到了。 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国民党军集中力量猛攻，博古和李德拍板：守，死守，打"决战"。他们甚至发布了《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的联合名义，要求红军死战到底。 毛泽东和张闻天都反对。不是不能打，是这种打法会把人耗光。 没人听。 广昌保卫战打了18天，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说得很直："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两千人将全部毁灭。"并怒斥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 这句话被证明是对的。最终红军被迫撤出广昌，伤亡超过5000人，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而国民党军的伤亡只有红军的一半多一点。 广昌丢了。 敌军继续往苏区腹地推，兴国、宁都、石城相继告急。博古和李德继续命令"六路分兵"，把已经不多的兵力分散开来，结果哪一路都没有形成拳头，哪一路都在被动挨打。 苏区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就像一块被慢慢压缩的海绵，已经快要被榨干了。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34年初夏，建宁前线，那支被围的红军分队，遇到了那道送命题：守，还是不守？ 山坳里的那一夜 大樟岭的山坳，是个很典型的死地。 四面山林，地形封闭，岔路交错，一旦被围住，从外面看是铁桶，从里面看是笼子。 那支执行穿插任务的红军分队，撤退途中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