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5月25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邓小平在会见港澳地区人大代表时，原本气氛平和。几名香港记者却把话题集中到一个极敏感的问题上：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否会进驻？ 一名代表转述了耿飚此前接受采访时的模糊说法。邓小平听完，脸色顿时沉了下来，直接追问：“他根据什么讲这种话？” 会场安静了。 这句质问，表面上针对耿飚，实际触及的是香港问题中最不能含糊的核心：主权回归之后，中央人民政府是否拥有完整的国防权。 早在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北京会谈时，就已经把中国的立场讲得十分明确。香港是中国的领土，1997年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不仅要管理外交事务，也必须负责防务。 撒切尔夫人当时强调，香港的繁荣稳定依赖英国的管理，局势变化可能引发经济和社会震荡。邓小平没有顺着对方的话题讨论，而是把问题拉回主权本身：中国收回香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会谈结束后，撒切尔夫人在人民大会堂走下台阶时不慎跌倒，这一幕被现场记者拍下并广泛传播。不过，真正决定香港前途的，并不是这段插曲，而是双方在谈判桌上的立场较量。 英方后来多次以“驻军会引发恐慌”为由，试图让中国在驻军问题上后退。邓小平的态度始终没有变化。他指出，香港是中国的香港，恢复主权却不能承担防务，这在逻辑上说不通。 1984年，中英谈判进入关键阶段。邓小平在审阅有关会谈方案时，对香港驻军问题作出明确批示：必须坚持，不能让步。对中央而言，驻军不是为了改变香港的社会制度，也不是要干预香港的高度自治，而是国家恢复行使主权后应当承担的基本职责。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耿飚的一次临时答问引发了风波。 耿飚长期从事军队和外交工作，曾任国防部长，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两会期间，他连续忙于准备工作，面对突然围上来的香港记者，问题一个接一个，几乎都在追问驻军安排。 “香港将来一定驻军吗？” “这个问题还要看情况。”耿飚在仓促之中作了含糊回答。 有意思的是，记者并没有把这句话当作普通的现场应答，而是迅速将其加工成具有明确倾向的新闻标题。第二天，香港一些报纸开始出现“中国不在香港驻军”等说法，社会舆论随之出现猜测：难道中央的政策发生变化了？ 问题的严重性正在这里。外交和涉港事务中的一句模糊话，极易被外界当成正式政策。尤其在中英谈判尚未完成之际，这种表态很可能被英方利用，也可能动摇香港社会对中国立场的判断。 因此，邓小平在会见港澳代表时当场纠正，并主动面对记者说明立场。他强调，香港回归后，中国一定会在香港驻军，这是国家恢复行使主权的象征，不会受任何组织或国家意志的干扰。 有记者追问：“香港为什么不能不驻军？” 邓小平回答得很直接：“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为什么不能驻军？” 这番话很快通过新闻渠道传开，相关报纸也陆续更正此前引发误读的报道。耿飚随后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作了检查，承认自己的答复没有根据，造成了不良影响。邓小平并未借机扩大追究，而是表示事情已经过去。原则必须讲清，同志也要允许改正错误，这体现了处理问题时的分寸。 但英方并没有因此放弃试探。谈判中，英国方面曾提出把驻军任务限定为应对外来威胁。中方认为，这种表述可能压缩驻港部队维护香港安全的实际权限，因此没有接受。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确定中国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驻军安排虽写入总体框架，具体进驻方式仍经历了反复磋商。 回归前夕，双方又围绕驻港部队何时进入、武器装备如何携带等问题谈判。中国方面认为，若等到7月1日零时才开始行动，部队从北到南抵达营区需要时间，防务衔接不能留下空档。谈判持续数个昼夜，直到最后阶段才确定实施方案。 1997年7月1日零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正式进驻香港。国旗升起，驻港部队接管防务，标志着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也使1984年那场关于“能不能驻军”的争论有了明确答案。 耿飚晚年看到香港回归的电视转播时，曾感慨邓小平未能亲眼见到这一刻。那场由一句失当答复引起的风波，最终没有改变中央关于香港驻军的既定立场，反而再次说明，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任何含糊其辞都可能被放大，任何原则性立场也不能靠临场应答来替代。 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