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印度调整了2020年以来针对陆路邻国投资设置的审批框架。按照新规，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投资实体中来自陆路邻国、不具有控制权且不超过10%的受益所有权，可以不再经过原有的政府审批程序。 对于过去几年受到严格审查的相关投资而言，这是一道值得注意的松动信号。但不到四个月后，另一幕却在上演。 9月9日，印度公司事务部下属的严重欺诈调查局（SFIO）建议对小米公司展开调查，理由是小米公司在商业模式及遵守外商投资法规方面涉嫌违规。 印度公司事务部下属的严重欺诈调查局（SFIO）建议对小米公司展开调查（资料图） 一边打开了一道门，一边仍然保留着门后的警报系统。这种看似相反的动作，或许比“回暖”二字，更能描述中国领导人时隔7年再次访问印度前夕，新德里对华考量正在发生的变化。 如果把视线从政府大楼和政策文件移开，这种复杂性同样存在于不同印度人的讲述中。 在新德里，学习中文已经超过20年的阿西（Ashish）告诉澎湃新闻，“中国已经深度进入印度人的日常生活”。从手机、家电到越来越多在印度本地生产的中国产品，他亲历了过去二十年中国与印度经济联系的迅速加深。 但在另一个印度年轻人艾伦·艾利克看来，印度需要外国投资，却又担心本国经济的关键领域受到外部力量过度影响。几年前，当他第一次准备来中国时，他的母亲甚至因为长期从媒体上看到关于中国的负面信息，担心这里“不安全”，一度阻止他成行。直到艾伦和姐姐真正来到中国，这种印象才开始改变。 这种“需要”与“警惕”并存的状态，也出现在印度学者对于两国关系的判断中。 “中印关系不能只用‘竞争’或‘矛盾’来理解。”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狄伯杰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 中印关系不能只用“竞争”或“矛盾”来理解，图为中国国旗和印度国旗（资料图） 在他看来，中印之间的战略互信仍然比较脆弱，双方的疑虑已经不只是边境问题，还涉及经济、安全、国际合作以及媒体和舆论等方面。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国只有等到充分互信建立以后才能合作。 “真正的稳定不是‘彼此完全相信’，而是在还没有完全建立互信的时候，也能够做到不轻易误判、不轻易失控。”狄伯杰说道。 过去两年，中印关系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从2024年喀山到2025年天津，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会晤；边境问题的外交和军事沟通继续推进；中断五年多的中印直航于2025年10月恢复，签证、朝圣和人员往来也逐步恢复。 金砖峰会前夕，《印度快报》又披露，中印双方正在研究启动战略经济对话，贸易逆差、市场准入、投资和签证等长期问题可能进入讨论范畴。 但与此同时，印度过去数年之间形成的一些对华限制和防范并没有同步消失。边境仍然被印度方面视为双边关系的重要变量，围绕中国资本、供应链、关键产业和贸易失衡的讨论也仍在持续。这正是今天中印关系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反差：政府间的接触正在恢复，经济联系从未真正中断，普通人对于彼此却仍然存在认知距离。 改善是真实的，顾虑或者担忧也同样真实。 9月12日至13日，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习近平将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中国外交部9月11日确认，中印双方正在安排习近平同莫迪举行双边会晤。这将是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天津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 中方表示，愿同印方按照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中印关系，“加强沟通，增进合作，妥处分歧，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 从喀山到天津，再到新德里，关系改善的轨迹已经越来越清晰。此时此刻更加值得探讨的是，经历2020年以来的关系波折之后，印度正在怎样重新计算与中国相处的方式？ 为什么是现在？ 今年7月，卡内基印度中心发表了一个长篇报告。这份报告在梳理中印双方政府公开材料，并与印度现任和退休政府相关人士、产业界人士交流后，将目前影响印度对华接触的因素归纳为四项，而且特别强调了它们存在的优先次序。 排在第一位的，是稳定和管理中印争议边境；第二是经济需要，包括保障依赖中国的供应链、降低贸易脆弱性以及吸引资本和技术投资；第三，是在2020年以后寻找一种新的与北京长期相处的政治模式；美国政策变化和国际秩序调整所产生的地缘政治压力，则排在第四。 报告明确指出，把印度重新接触中国主要归因于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变化，或者单纯归因于经济压力，都是“不完整”的解释。 这个排序值得注意。2024年10月，中印就边境有关问题取得进展，为双边关系逐步恢复创造了条件。习近平与莫迪随后在喀山举行会晤。2025年，莫迪赴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再次与习近平会晤。 此后，两国外长、外交部门、国家安全事务负责人以及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的接触逐步恢复。 今年8月25日，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又向前迈出了一步。双方同意成立划界专家小组和边境管控工作小组，新增两个高级军事指挥官会晤点，并在东段和中段增加两条边境军事热线，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