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5月7日，雅典街头，我驻希腊大使周伯萍在翻译陪同下，匆忙走进一处外交机构，并与门口人员握手致意。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看似普通的外交礼节，第二天竟登上美国报纸，标题直指“中国大使到场祝贺以色列国庆”。 事情发生得很突然，起因却并不复杂。周伯萍刚出任驻希腊大使两个月，当天中午前往希腊外交部，商谈希腊副首相访华的具体安排。谈完事情回到使馆附近时，他发现街上车辆增多，警察也明显多了起来。 他以为雅典当天有重要外事活动，便让翻译回使馆查看是否有新的请帖。翻译很快返回，说值班人员收到了一张招待会请帖，时间已经非常紧张。 “只剩十多分钟了，可能赶不上。” 周伯萍没有亲自查看请帖，连大使礼服也来不及更换，便按照翻译提供的情况匆匆出发。沿途的车辆、警察和道路管控，又让两人更加确信，目的地就在前方。 问题就出在请帖上。 使馆值班人员外语水平有限，把捷克斯洛伐克驻希腊大使科威克署名中的字母，误认为科威特的名称，并且把原定的日期也看错了。实际上，请帖邀请中国大使于5月8日中午前往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参加国庆招待会，而不是5月7日去科威特使馆。 一个人看错，另一个人没有复核，时间一紧，错误便被层层放大。 车队经过的方向，恰好通向以色列驻希腊外交代表处。周伯萍此前没有去过那里，也不熟悉以色列方面的外交人员。下车后，他把门口迎接者当成了科威特方面人员，按照外交礼节与对方握手。 这一幕被现场的美国记者拍了下来。 当时，中国尚未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而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矛盾尖锐。中国大使出现在以色列外交机构门前，本身就容易被外界解读为重大政治信号。记者随即追问，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承认以色列。 偏偏翻译又把记者话中的“这里”误听成了“雅典”。周伯萍以为对方是在故意挑衅，简单回应了几句，没有意识到自己究竟身处何地。 直到第二天，周伯萍按照原请帖前往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参加招待会，罗马尼亚驻希腊大使才将事情原委告诉他。与此同时，美国报纸已经刊出了相关照片和报道。 这时，周伯萍才明白，自己误入的根本不是科威特使馆，而是以色列驻希腊外交代表处。 外交场合没有“小事”。一名大使的举止，往往不再属于个人，而会被视为所在国家的态度。周伯萍曾长期在国内担任领导工作，后来又在外交部工作多年，对这条规矩并不陌生。因此得知真相后，他没有推诿，而是立即着手补救。 他提出，分别向希腊外交部门、阿拉伯国家使节以及有关外交人士说明情况，强调此次事件完全属于工作差错，不代表中国外交政策发生变化；同时向国内外交部报告，作出检查，并在使馆内部通报经过，要求彻查请帖传递、翻译和审核等环节。 外交部批准了这些措施，并要求周伯萍尽快回国说明情况。此时的周恩来，身体状况已经相当严重。1972年以后，他被查出膀胱癌，接受过手术和短期化疗，但繁重的外交与国务工作使他很难真正停下来休养。 报告送到周恩来手中时，这位一向克制的总理既震怒又无奈。对他来说，问题不只是一次走错地方，而是使馆工作人员没有核实信息，大使本人也没有亲自审阅请帖，最终造成了国际舆论上的被动。 在一次国务会议上，周恩来谈到此事，沉重地说：“真是周门不幸。” 这句话还有一层特殊原因。周伯萍与周恩来同为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后裔，按家族辈分，周恩来还高一辈。可在国家外交事务面前，亲族关系不能成为遮掩错误的理由。周恩来当时曾将事件看得很重，认为它影响恶劣，必须严肃处理。 相关报告随后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审阅后，对报告中的定性作了修改，删去了“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等措辞，指出事件的根源在于“没有调查研究”。同时，他把报告中对周伯萍认错态度的评价，由“较好”改为“很好”。 几个字的调整，实际改变了处理尺度。毛泽东并没有否认事件造成的影响，却把责任重点放在工作作风、调查核实和制度执行上，也肯定了周伯萍主动报告、及时补救的态度。 周恩来看到批示后，要求外交部重新评估事件性质。周伯萍没有因此被彻底否定，后来先后出任驻阿尔及利亚、驻扎伊尔大使。那次误入以色列外交机构的风波，最终以严肃检查、改进工作和岗位调整收场。 特别